常的教学工作被免掉了，可威望还在。学校里还是四处挂着潘天寿的画，走在路上、回到家里，讨教的人也不少。作为“落后分子”，潘天寿没资格对苏派画法指手画脚，只能委婉地说：“要把脸洗洗干净”——“契斯恰科夫素描”讲究的是单一光源形成的明暗反差，“洗洗干净”，就是把明暗素描简化，只进行结构性的形体勾勒。这话切中要害：取消了明暗反差，中国画的线条、大块儿的水墨才能有用武之地。
1955年，文化部组织一批青年教师到敦煌临摹写生。周昌谷回来大受启发，“把脸洗了洗干净”，以少数民族题材作画《两个羊羔》：一个黝黑的牧人，悠闲地倚在栅栏上，瞧着两只小羊嬉戏。这画拿去当年在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参展，却被一位领导截下，理由是“不符合中国人民形象”。时任院长莫朴反复游说，领导这才不情愿地放行。后来《两个羊羔》在华沙拿了金奖。
敦煌写生还造就了另一幅水墨画：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他画一个赶粮车的老汉捡起一根麦穗。题材政治正确，笔法却不一样——以往用在山水画里的“积墨法”，被他用到人物画里。苏联专家看了喜欢得很。就这样，国画最不受待见的年月里，“浙派人物画”却活跃了。
这多少也和潘天寿有关。“反右”前搞“鸣放”，赋闲的潘天寿一激动，多说了几句，甚至直斥那些只要“苏派”、不要国画的：“号召世界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
这些话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据说浙江省委曾跟毛泽东汇报这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