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一日，见先生塑其父任淞云像，紫砂为之，简炼、传神，不禁有“对话”之冲动。三十多年来，我以塑像与古人、贤人对话，十指连心，进入心灵。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研究中，任伯年是一座可以彪炳后世的塑像坐标。这固然一方面与其1840年的生年相关，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列强瓜分，社会形态发生巨变，传统文化的自我现代性转型也由此拉开；另一方面，由任伯年及随后诸位大师开启的“海派”绘画，也使中国传统绘画在古今中西的交织碰撞、社会巨变的沉潜起伏中开始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之路。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1840年之际如此引吭高歌。任伯年应时而生，他虽无法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间自主选择，但却以卓越的艺术成就与传神写照的人物群像，为我们重温那个转折时代提供了以管窥豹的艺术形象和人文情思。
然而，回溯对任伯年的学术研究与画史定位，我们却发现，其间也充满着各种不同声音。在其生前，吴昌硕誉其为一代“画圣”；虚谷评其“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在其逝后不久，其子任堇记曰：“今日论者，佥谓曾波臣后第一手”；徐悲鸿更是为其撰写评传，“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更引达仰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