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但在文人画话语权力的惯性影响下，也一直存在着“任伯年作画不能脱俗”“格调不高”“缺少书卷气”“文化修养不够”等看法。立足于当下时代，如何更为客观地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启示来重新评价任伯年，显得如此的迫切和急需。陈半丁曾这样比较任伯年与吴昌硕，“他长于巧，吴长于拙；吴的拙处胜于他，他的巧处胜于吴。吴的学历胜他，他的画才胜吴。……但是，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在比较中客观地分析优劣特点和各擅所长，而并非简单、武断地整体否定，此为可取之法。另再如不少研究者指出，任伯年的主要艺术特点正在于“雅俗共赏”，而他的“俗”是平易近人的通俗，而非低级趣味，“是把自己的艺术供广大读者欣赏，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这恰恰是其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独特性，是其绘画艺术与众不同、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以辩证方法深入历史原境，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之同情”。
在19世纪下半页的海上画坛，若要论绘画题材的全面，则首推任伯年：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虫鱼等诸科兼善；若要论技法多样、形神兼备，则又非任伯年莫属：双钩、点厾、没骨、写意、青绿设色等无一不精，且常是综合融通。任伯年出身于小商家庭，长期生活于江浙民间，历经生活之坎坷，对于民俗生活和民间艺术有着切身的感受，除幼承家传写真之术外，又吸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