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访书”，一个“访”字，顿时令人与书互动了起来，即便在商言商，也颇能显出一股洞晓因缘聚散的练达韵味。人因书聚，书赖人传，犹如两支缠绕的藤蔓，昔日文人雅士们的赏心韵事旁出其间，今人若能攀折一二枝叶，便是三生有幸了。

黄丕烈，这位清代藏书界的宿儒一定不曾想到，2011年6月12日，在他诞辰248年之后，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学界、藏书界名士共聚杭州，参加“‘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敬意；而黄丕烈题跋过的两部抄本《文房四谱》、《画鉴》也不曾料想，在经过近百年的沉寂，有朝一日竟会吸引众多专家学者共济一堂，观瞻研讨。 华艺美术世界网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复翁，乾嘉时期藏书家之代表，文献之宗主。经他题跋的古籍，不仅意味着其本身在版本、校勘方面的独特价值，且因跋语中丰富的人文佳话在当时就颇为人所重。据乔衍琯《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黄丕烈“身后藏书散出，多归汪士钟艺芸精舍。汪氏收购时，凡有黄氏手跋，每册要多付十元书价” 。时至今日，真正的“黄跋”古籍已稀若星凤，且多归于公藏。对于将在西泠印社2011秋季拍卖会中亮相的“黄跋”《文房四谱》和《画鉴》，当今 “黄跋”研究专家、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表示，两者不仅在真实性上毫无争议，且流传有序，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

下面，我们就对这两部书作一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中国星翁艺苑

黄丕烈题跋明抄本《画鉴》

《画鉴》为元代汤垕所撰，评鉴自魏晋以来的知名画家及其画作，是中国画论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此白棉纸抄本（下称西泠本），字划劲健，“玄”字不避讳，应出自明人之手。前有黄丕烈题跋一则，亦为首次发现，跋云：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画鉴》余藏旧钞本系沈与文家故物，迭经名人校勘者。此册亦取其旧钞，故兼校之。取校旧藏，实多是正，彼已校改纷如，此本之妙，拟亦手校校彼，留此凈本可耳。辛未冬至前二日，复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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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中还夹带签条两张，分别写着“画鉴壹本/求古居藏 壹本”“画鉴 乙本”。求古居为黄丕烈的斋号。

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可知，现存唯一一部《画鉴》抄本为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沈氏野竹斋抄本《画鉴》（下称国图本），为沈与文、史臣纪、顾玄纬、姚咨、黄丕烈等人校跋，黄氏跋语如下： 本文来自华艺美术世界网

此册余旧藏有年矣，历经名家收藏，并手校一过。顷从坊间又获一旧钞本，出自郡中赐书楼蒋氏，虽讹舛特甚，而字句间有可为此本校勘佐证者，悉用别纸黏于上方，旧时校语亦黏于别纸，即书校语于后，注云蒋本续校者，皆余笔也。古人审慎，多作意揣之词，故未便轻改。兹得别本为据，可释然无疑矣。闲窗枯坐，破一日工夫，校此于百宋一廛之北窗下。时浓云密布，天意酿寒，一种清冷之致，颇自得耳。辛未冬至后四日，复翁识。 www.Artworld.cn

对比这两段跋文，我们心中不禁升起一个疑问：两段黄跋的题写时间一为“辛未冬至前二日”，一为“辛未冬至后四日”，相隔仅一周，西泠本中提到的“迭经名人校勘”的沈与文家藏本应为国图本无疑，但国图本中提到的“出自郡中赐书楼蒋氏”的坊间旧钞本是否就是西泠本呢？为此，我们专程赶往国家图书馆求证。

虽然只能看到缩微胶片，但正如跋文中所言，黄丕烈的校语以“别纸黏于上方”且“注云蒋本续校”。于是，我们将国图本中“蒋本续校”的内容与西泠本两相对照，竟然一一吻合！共计71处。由此可以大胆推定，西泠本极有可能就是蒋氏赐书楼藏本，黄丕烈得后将它与自己先前收藏的沈氏野竹斋抄本（即国图本）进行对照，并将相异之处以别纸黏于国图本上方，注明“蒋本续校”，而留此为“净本”，因而我们所看到的西泠本版面清爽，全无校改痕迹。我们的这一推断也获得了沈燮元先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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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跋文中提到的“赐书楼蒋氏”究竟为何人？由于缺乏相关佐证，只能作大致推断。蒋氏或为清代藏书家蒋果（1683-1732），他与黄丕烈均为吴县人，可称“同郡”。蒋果早年尊师于何焯，家有“贮书楼”，一作“赐书楼”，何焯曾在此教授经学。也有学者认为，此“赐书楼”为苏州清代藏书家蒋重光后人的藏书楼名。彭启丰《蒋重光墓志铭》称其“中年杜门，博收遗书，参互稽考，著述日益富。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征四方书，君已下世，子曾罃检君所鉴定秘书百种进御。天子嘉之，敕赐《佩文韵府》一部，亲制七言诗，书所进《职官分纪》之首，美其好古，复惜其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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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丕烈苦心搜集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以作为校勘时的依据，对旧抄本更是尤为看重。西泠本虽“讹舛特甚”，但在校勘方面的价值仍非常突出，可佐证者达71处，正如黄丕烈在跋语中称：“古人审慎，多作意揣之词，故未便轻改。兹得别本为据，可释然无疑矣”。而在当今学者看来，西泠本在章节编次、语词句式、简化字、异体字等方面保留了较原初的面貌，对今人研究钞本的特点和文字演变亦具有参考意义。

黄丕烈题跋、吴翌凤校跋《文房四谱》

此《文房四谱》抄本，纸捻装，封面题“枚庵诗老手校文房四谱附黄复翁跋，一册全，书钞阁重装”。这里的“枚庵诗老”指清代大藏书家吴翌凤（1742-1819），“枚庵”是他的号；“黄复翁”即黄丕烈；“书钞阁”为周星诒（1833-1904）的藏书楼名。卷前钤吴翌凤“古欢堂钞书”白文方印和蒋凤藻“蒋香生氏秦汉十印斋考藏记”朱文方印。全文端楷抄录，书体秀逸，天头、地脚及行间有大量红、黄两色校语，皆出自吴翌凤之手。末有吴翌凤乾隆四十三年（1778）仲冬九月跋、四十四年（1779）初夏跋、夏六月跋三则，过录赵清常万历三十六年（1608）九月十三日跋一则、过录钱谦益康熙丙寅年（1686）跋一则，最末为黄丕烈嘉庆癸酉（1813）三月晦日长跋一则，详述了此书的流传过程和校勘原委。吴翌凤的跋文已见《荛圃藏书题识》，兹不俱录，黄丕烈的跋文如下：

郡中有吴枚庵先生者，余向年就试玉峰，曾有半面，未及把臂也。及余知购书，而坊间有善本送阅者，往往出枚庵手钞及家藏者，方知枚庵好聚书。其书之散逸者，太半出其亲友家，盖枚庵游楚中，书多寄诸他人所，久而不归，家属亦寻踪访之，故亲友亦无忌惮而为此也。此书却带诸行箧，越二十馀年始归，故余与订交，并请观其书。是书在借校诸书中为最精，所据有钱东涧、赵清常两家本，余校毕即还之。继思两家本皆出朱文游旧藏，朱氏书余友周香严得之最多，遂往问之，钱本固在，赵本无有也。覆取对勘，吴校有不尽据钱本与钱校赵本者，疑惑滋甚。复借吴本覆之，而枚庵所校异於钱校者，具可剖析，是钱、赵之外又成一吴本矣。往告之，故欲一证其所以异处。枚庵又取一清本相示，钱赵异字分注於下，似以前本为筌蹄也。翌日枚庵过访，竟恳割爱，欣然诺之。此书遂为余有，爰记颠末于卷尾馀纸，以誌良友之赐。癸酉三月晦日，复翁。 www.Artworld.cn
此外我们还得知，南京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分别藏有两部“黄跋”《文房四谱》，且与我们手头这个抄本关联甚大。为此，我们专程走访了这两家图书馆，与业内学者反复切磋，关于这部抄本的脉络终于渐渐清晰。

此抄本出自吴翌凤“古欢堂”。吴翌凤（1742-1819），号枚庵，江苏吴县人。诸生。家境贫寒，以手抄书著名于时。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起，寓居陶家东斋，以教书为业，与当时名士切磋唱和，获益匪浅，同时也开始抄书、校书、著书的活动。其间，吴翌凤向莫逆交朱奂（文游）分别借得钱谦益、赵清常两家本《文房四谱》进行校对，并以朱、黄两色以示区分，其中还结合了《文苑英华》《初学记》等唐宋类书并融入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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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于吴中饥荒，吴翌凤无奈远游，他的万余卷藏书在此后二十余年中丧失殆尽。随身携带的仅有抄本数十卷，而《文房四谱》即是其一。它的得存，实乃万幸！从这里也可看出吴翌凤对它是何等珍爱了。直到嘉庆癸酉年（1813），黄丕烈与重归故里的吴翌凤订交，此时的吴翌凤已年逾古稀，两人相见恨晚。当时黄丕烈手中也有一个《文房四谱》抄本（即国图藏本），但在他看来，吴翌凤的这个校本才是“最精”的，于是先后两次借校。一日，吴翌凤过访，耐不住黄丕烈的再三恳请，竟割爱将此书“欣然”让于了他。《黄丕烈年谱》记载：“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五十一岁，三月晦日跋，新从吴枚庵得钞校本文房四谱”，指的就是此书。 copyright Artworld.cn

黄丕烈是如愿了，但在他身后，这部得之不易的抄本又开始了辗转的旅程，其间可考者有三人。据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考证，最先著录此书的是陈征芝的《带经堂陈氏藏书目》。陈征芝去世后，其藏书后多为周星诒所得，《周氏传忠堂藏书目》和《书钞阁行箧书目》中均有载。岂料周氏命运多舛，获罪入狱，其藏书又流入蒋凤藻的秦汉十印斋。书前的蒋氏藏印和《秦汉十印斋藏书目》中的著录即是明证，同时，这也是此书最后一位有名可寻的收藏者。

民国以来，这个抄本不知何故渐为人所不知，即便像潘祖荫、缪荃孙、王大隆这样的大家都无缘得见，因而在《荛圃藏书题识》及其续录和再续录中，对此书均无记载。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文房四谱》是戴光曾以此书为母本过录的，经过对照，可发现过录本讹误颇多；此外，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部黄丕烈校跋的《文房四谱》，而我们手头这部书恰是黄氏当年用以对勘的“最精”的校本。因而此书近百年来首次发现，便引起学界、藏界强烈的震动，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潘祖荫、缪荃孙等前辈们更有眼福呢！ 中国星翁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