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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西泠秋拍:中国古代书画拍品综述(2)

时间:2011-12-22 来源:全球艺术网 作者:佚名    人浏览
董其昌(1555~1636) 书画合璧 水墨绢本 册页(十六页) 29.524cm16 说明: 孔雩谷旧藏。 与文征明相仿,董其昌也是在各个领域都影响极深的人物,不过,董在画史、书学上更为超凡的能力,几乎扭转了整个中国文人画的局面,以至于让他的作品,连同着书画史上的许多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却又魅力十足。《书画合璧册》体现了董其昌早年逐渐形成成熟面目的过程,大约接近其五十五岁(约1609年)左右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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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书画合璧
水墨绢本 册页(十六页) 29.5×24cm×16
说明: 孔雩谷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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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征明相仿,董其昌也是在各个领域都影响极深的人物,不过,董在画史、书学上更为超凡的能力,几乎扭转了整个中国文人画的局面,以至于让他的作品,连同着书画史上的许多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却又魅力十足。《书画合璧册》体现了董其昌早年逐渐形成成熟面目的过程,大约接近其五十五岁(约1609年)左右的风格。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套作于同年二月的绢本山水册,从较为松散的、收笔较为飘逸的款书,到繁复的、略微琐碎但层次极为细腻的点画方法,再到较为开放的、几乎冲破画面的经营布局,两册并无二致。只是《书画合璧册》纯用水墨绘就,笔法显得更加随意、更加松动,如同款识中所言,想必是“闲匆漫笔”的自然流露。此册画计八开,每开画边又有对题诗歌一开,所题出于同时。题中所用的仿米书风,又可见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同年作品《行书 范仲淹岳阳楼记卷》后的款识。收藏者孔雩谷是干嘉时候孔子后裔,与当时的金石家如桂馥、吴锡麟、画家罗聘等多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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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行书 诗翰
纸本 册页(三十二页选六页) 31×18cm×32
说明: 王福厂题签。
董其昌(1555~1636) 行书 阴符经
纸本 册页(十七页选六页) 1617年作
书法:26.5×15.5cm×17 跋文:30×18.5cm
说明:吴永题签,韩荣光、赵光、查莹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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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这种琐碎的笔法和松散的布局在几年以后即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到了1617这一年,可以指出许多可靠的作品使用了极为严谨又干练的画风,以及充满张力、往往向右倾倒的书风。《行书 阴符经》正是其在创作巅峰时期的书作。此作书与厚实的熟纸之上,结体古典而又稍显纤悉,并且只落款识而不钤印。世传董其昌对待自己留存的佳作往往用行楷署款,并不钤印,而作于1617年的数件我们熟知的名作,具不钤印,从取用材料到书体都与此册相近。该作自乾隆年间始曾被查莹、韩荣光、赵光以及吴永收藏,面有吴永题签,尾有韩荣光两跋。此四人都是学董体书法的好手,吴永更是效仿董书三十余年,惟妙惟肖,在晚清民国时候堪称鉴藏董书的专家,并于珂罗版刊印其藏品。 copyright Artworld.cn

《行书 诗翰》册是董书中最为典型的成熟之作。作品取用底层较厚而蜡层极薄的笺纸,并用极为考究的松烟墨书就。这些上等的材料恰好发挥出董书中最美的特性来:不仅让运笔的轨迹显露无疑,提按的变化,运笔速度的改变,使之相互彰显出一种独特的节奏与韵律。墨与水之间的关系也是调和有加:时而突显出浓墨的神采奕奕,时而借着水的推动行走自如,借着运笔的节奏作出步调一致的层次来。不过,董其昌在面对这样好纸好墨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越写越放,越写越松,甚至逐渐减少了蘸水的次数,直到发现纸张中的皮造成了过多的枯笔,好像触碰到一种优雅的不逾矩,才赶忙回到公正中署款结笔。此作品相极佳,并留存民国年间的装裱,外敷楠木版一对,由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之一王褆题写签条,正是文人把玩的雅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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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仿古山水 顾 澐(1835~1896) 对临董其昌仿古山水
水墨纸本 册页(十二页) 画心:28.5×20.5cm×12 跋文:33×44cm 33×22cm
说明: 吴大澄、高邕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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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本更晚年风格的《山水册》,是鉴藏史上颇有趣味的实物。顾澐的山水画在晚清画坛算得上是人所敬仰的,吴大澄、吴昌硕等人皆称赞之。顾澐的画风即是从董其昌学来,而此册竟在六开董画之外,配上顾澐所临的六开。顾氏取用相同大小、相同色泽的旧皮纸,所用的笔色、墨色居然与原作相近得让人难以分辨。难怪吴大澄要在册尾题道:“一树一石精力弥满,直与相光空水相印,令人拍案叫绝,临橅之作至此已登峰造极,虽香光复生不能不为低首”,以至于对其“心窃慕之,欲借临一本,而未果,不觉退避三舍”。之后又有海派书家高邕的题诗,言其“神情俱到,而苍润古雅之致夺过前贤,岂止翻身凤凰而已”,故而“以致敬佩”。在近代以后,董其昌在风格史上的过分强势总是被人诟病,却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看待那些悉心学董的画作,从这个角度看,此册不仅仅是一段晚清交谊的佳话,也可以作为补足董其昌研究的重要材料。 copyright Artworl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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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1570~1641) 草书 后赤壁赋 绢本 手卷 1625年作 27×3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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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其昌以后的晚明书坛里,帖学的传统依旧发扬光大,同时,晚明的书家开始追求一种震撼淋漓的视觉效果,创造出一幅幅令人癫狂的草书巨轴。并且,从明亡入清的一百年间,辑入书法史上极为微妙的转变——由帖学侧重为碑学。张瑞图可以算作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开端。现存张瑞图的墨迹大多为五十岁以后所书,在余下的二十数年里,这种风格又几乎是一以贯之的。《草书 后赤壁赋》作于1625年,张瑞图正值五十六岁,处于这种典型草书面貌的最初几年。此作选取较为细腻的绢作画,并施以适量的水分,使得墨色浓淡恰当,颇有些含蓄的古典倾向。所以,与他后来一种用极浓,或者极渴的墨所作的张扬跋扈的风格稍有差别。当然,即便如此,结体本身的锋芒四露还是显露出他特有的紧张、奇巧、充满秩序感的书风。此作自署书于“东湖晞发轩”,即是指张瑞图的家乡。此年中,张瑞图为了规避朝野的倾轧斗争而悉养家中。不过到了第二年,还是不得不为魏忠贤在西湖边的生祠书写碑文,以致于逃不过被《明史》归于“阉党”的命运。这样看来,在1625这一年取用如此含蓄的材料,却又保持其特有的书风,不免使人感到意味深长。 华艺美术世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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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铎(1592~1652) 行书 五言诗
绫本 立轴 227.5×4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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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铎(1592~1652)  行书 钱起诗
绫本 立轴 1651年作 238.5×44.5cm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在这场明末清初书法的嬗变之中,王铎是继张瑞图之后最为核心的人物。与张瑞图不同的是,王铎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都有其标明临帖的书作流传下来,《草书 临张芝冠军帖》即是其中年时期的临帖作品。虽是临帖,实际上却把帖中不足掌心大小的字放成几倍的尺寸,然后置于整条的绫缎之间;不加思索的急速运笔,说明了可能只是背临帖字在脑中的印象。不过,因此而产生的巨大的、连绵不断的结体,却恰好与晋人狂放不拘的性情相符。王铎在政治上曾作二臣,故而常常被后人指责,但是政治上的境遇并不能完全指明书写的风格,王铎反而在仕清以后保持着一种看上去刚正不阿、极具骨架的行书风格。然而,书写此轴时的心情却又不可不提:该年九月(崇祯十三年,即1640年),王铎被授予南京礼部尚书的职位,登上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而与此同时,李自成与张献忠分别攻陷陨均、剑州,大明王朝已是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中。一个月后,王铎与家人取路暂返家乡孟津,先行的家人却在途中被数千农民起义军包围,王铎立即率领二十五人骑兵突救,竟然成功救出家人,并双双突出重围。可是年迈的长辈毕竟禁不起这样的折腾,父亲在不久后便撒手人寰,母亲也于数月以后病故。此轴即作于崇祯十三年的冬夜,夹于父亲与母亲亡故的时日之间。寒冬腊月的时节,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带着家眷露宿他乡,国家的命运尚且生死未卜,自己即便做得高官,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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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瑛(1585~1664后) 云壑清声图
设色绢本 立轴 225×90.5cm 
说明:萧平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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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画坛与此时的书坛一样,经历着复杂而又开放的转变,显露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极端奇巧的特征。西泠拍卖连续几届都为藏家呈现出诸多明末清初的书画珍品,今年春拍中更是有三件重要的陈洪绶画作同时竞技。此次秋拍将有以下三件博物馆级别的明末绘画上拍:蓝瑛是武林画派的开创者,虽然在董其昌逝世以前便有画名,而实际的活动年龄却不早于明亡以后的二十年间,《拟四家山水》屏是其最晚年风格的巨制,早年时候在细绢上的工绘,在这里已经转变为极为简笔的写意山水。署款虽是仿作四家,却完全保留了自家面貌,其中仿倪云林的一幅不禁令人想起八大山人的种种笔法来。陈洪绶曾是蓝瑛的弟子之一,然而在二十数岁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水仙灵石图》可称为其早年画作的标准之件,黄涌泉在1984年版《陈洪绶作品集》中即以此幅开篇,以后又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翁万戈着《陈洪绶》等众多权威书籍的着录出版,一度归为苏州文物商店所藏。同样来源于苏州文物商店的珍品,以及着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明末绘画,是八大山人的一幅《松鹿图》轴。八大山人的绘画历来是学界与收藏界的瞩目焦点,此件题材颇有长寿、富贵的寓意,尺幅又适合悬挂,相信会博得不小的关注。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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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贤(1618~1689) 松阴琴韵图
水墨纸本 立轴 52×28.5cm
说明: 吴湖帆题跋。王文心旧藏。 本文来自华艺美术世界网

龚贤常常被冠以清代金陵八家之首的名号,实际上,他的活动年份比八大山人还要稍早。在明末的时候,龚贤与复社、东林党人等人颇有往来,到了明亡之时已是接近而立之年,却不得不因为国破家亡的原因漂泊在外,最终在康熙五年(1666年)结庐于南京清凉山下,从此开始过着悉心画艺的隐居生活。在早年时,龚贤受周围文人圈的影响,取用杨文聪等人的笔法,但是已经流露出极为个性的冷逸趣味。成熟以后,则可能与早先同在南京的画家吴彬有着异曲同工的努力——靠近一种极为浑厚宏伟的壮丽风格,以形成后来金陵画派所独有的面貌。《松阴琴韵图》正是表明了这种典型的浑厚风格与传统明末文人意趣之间的渊源。在不大的尺幅当中,虽然没有雄伟巨制所需要的层层山峦,却依旧用此种笔法绘就了一幅明亡文人十分熟悉的生活场景。况且,这种笔法并非是人们意想地那样简单排列,而是极为细腻、松动,又变化多端的。松树上的叶子从最润的部分,到两层淡墨迭加的部分,再到稍干的笔触,最后是浓墨,互相之间都组织得有条不紊,同时不断考虑到整体的布局经营,以至于在画完亭顶的部分之后,为了与周围的景物更为协调,立刻添了几下并不让人察觉的笔触。龚贤的这种超凡功力,恐怕也是他的风格在后世无法效仿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习惯了文征明、董其昌一路的鉴藏家眼中,龚的画作确实很难归入他们的风格体系,所以在面对如此颇具文人意味的龚贤画作时,吴湖帆依旧在裱边称其“笔墨殊厚”,这倒也是不足为奇的。吴湖帆收得此作之后,可能又悉心装裱,并将之送予他的表亲,同样作为文人墨客的彭恭甫。吴、彭二人于1924年来到上海,彭恭甫是吴湖帆书画事务所的得力助手,吴湖帆在跋中所用的书风,也说明了是到上海不久的数年中所题。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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