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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画鉴定的几个问题(3)

时间:2006-02-03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人浏览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实例,不胜枚举,它揭示出古代书画鉴定的前提,务必把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者了然在胸,灵活运用,方期在实践中发生有机联系。它好似航海中使用的指南针,离开它就会迷失航向;又如盲人瞎马,不知所归。 掌握书画的时代风格和每位作者的个人风格的重要性已如上所述,但不等于万事齐备。须知鉴定本身从属于实践,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积累多了,自会形成认识上的质变。所以说,书画鉴定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实例,不胜枚举,它揭示出古代书画鉴定的前提,务必把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者了然在胸,灵活运用,方期在实践中发生有机联系。它好似航海中使用的指南针,离开它就会迷失航向;又如盲人瞎马,不知所归。
  掌握书画的时代风格和每位作者的个人风格的重要性已如上所述,但不等于万事齐备。须知鉴定本身从属于实践,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积累多了,自会形成认识上的质变。所以说,书画鉴定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科学,有轨迹可寻,从前还没有人大胆提出这个命题。由于长期囿于欣赏的领域之中而不自知,甚至被别人讥之为“望气派”者有之,“著录派”者有之,就是不肯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上来,实属令人遗憾!
  历史在不断发展演进,从前有许多事物不为人所了解,故神话得以寄生,自然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众人有目共睹,不用谈它。至于长期停滞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书画鉴定,理应利用当今的各种条件,推向新的台阶,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望气派”解脱出来,乃当前形势所迫,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话又说回来,此项任务极其艰巨,必须群策群力,众擎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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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进入具体考察时,要求越来越细微,认识越来越深化。以时代性和个性为纲,同时联系到流传经过,诸家文献著录、历代鉴藏家的印记和题跋等等,它们都是从事鉴定的辅助资料。这中间有时出现各种作伪手法,兼之鉴藏者的眼力不逮,往往枝节丛生,扑朔迷离,从而导致这样那样与原作无法统一的论点,甚至作出错误判断。
  第一,属于文献著录的问题。众所周知,明人的《宝绘录》中所记载的各时代作品,均属伪劣之迹,固不足论。就是为大家所公认有价值的《宣和书谱》,亦难免讹误。如唐人张旭《古诗四帖》,误作者为谢灵运,董其昌出而辨之,始成定案。清人安岐《墨缘汇观》为不少鉴定家所推许,仍不免有失误处。如范宽《雪景寒林甲》,安氏定为真迹。图为绢本,三拼水墨画,近《溪山行旅图》,惟在运笔诸具体描绘上则有出入,尤其树干上署“范宽”款,有乖程式。原作向藏天津张某家,视为拱壁,后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曾在各大报刊上大为宣扬,并彩印大幅发行海内外,影响显著。其所以如此,源于《墨缘汇观》著录所致。事实上,范氏已有《溪山行旅图》真迹传世,可供比较研究,可以认定《雪景寒林图》并非范氏手笔,个别专家以为明人之作,未必允当。观其墨气与绢素,可到南宋晚期。集历代古书画之大成的清内府汇编《石渠宝笈》共为三编,著录作品以万计,由于主持人员水平受局限,可靠性颇成问题,就现存海峡两岸以及国外所收“佚目”作品,真伪混淆。如早为人知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著录以伪当真,乾隆弘历题咏殆遍,几无下笔之处,而真迹完美无缺,诚乃大幸!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定为次等(赝品),实乃董氏传世代表作之一。元赵孟頫行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嶂图诗)》为赵氏平生少见之大字行书,极为珍贵,著录定为次品,弘历在卷首题“双钩赝作佳者”,是非颠倒,不可原谅。如宋徽宗赵佶《蔡行敕》,误定为太宗赵光义所书;元张渥为杨玛绘《竹西草堂图》,将作者误为赵雍;所有的宋人写经,全部当作唐人;所有《学诗堂》收藏的南宋马和之根据《诗经》绘制的十多卷作品,都作为马氏所画;宋高宗赵构书写诗章,事实上各图之间有优劣,书法个别亦不尽一致,且文中避到孝宗以后名讳。徐邦达先生有文论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姜斐德博士正在研究之中。可以肯定,著录的真实性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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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一列举,仅举出几家著录、几件作品作为说明,使用各家著录,需要慎重,每件过筛,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公私鉴藏印记的问题。宫廷内府有一定的程式。唐以前以签押代印记,唐以后开始用年号印,但所见稀少,有“弘文之印”等。五代有南唐后主李煜收藏钤“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政和、宣和则以连珠年号印钤骑缝,前隔水赵佶瘦筋书题,偶在作品前书法用方形,绘画用椭圆印“御书”印,间或用“宣和中秘”、“睿思东阁”印,拖尾钤“内府图书之印”。金章宗完颜璟仿宣和制“明昌”、“群玉中秘”印钤库中藏品,并仿赵佶的瘦筋体书签。南宋每在书画作品后钤“绍兴”连珠印,元代用“天历之宝”、“奎章阁宝”、“都省书画之印”、“文宣阁图书印”及“八思巴文”印钤藏品。明初内府书画统由太监掌管,上钤“广运之宝”(宣、成、弘三朝通用),弘治有“御府图绘之宝”。作品右面编号并钤“稽察司印”半印。宣德以后历朝鲜钤印记,偶尔见之,然非通例,还不能与清代内府数量相比拟。由于乾嘉年间编纂《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各三编,在臣工审定著录过程中,同时加钤印玺,有基本模式,所谓有七玺九玺之分,从中有印记分出作品编人第几编,当时存放何处,释道类所有印记区别之。第三编乃嘉庆颐琰在位时编纂,统人第三编内,增钤“嘉庆御览”一印,将前面《石渠宝笈》初、重编印易为三编,别无更动。
(责任编辑: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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