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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本幅上的字凡是用笔的地方都有笔花，这是由于作者书写时所用的是硬笔，而纸却是加了工的光纸，这与用软笔写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所以说工具、质地不同，写出来的字的效果也就不同，时代不同，字的风格乃至书法作品的文法措词也有所不同。 绘画也和书法一样，时代早晚不同，作画的方法也不一样。唐宋以前，壁画盛行，作者都是立着画的，即便在绢帛上作画，也是把绢帛绷在木框上，然后立着来画，大体就像今天画油画的样子。那种将纸绢平铺在桌上作画的方式，大约从宋代开始才逐渐发展起来。两种方法在运笔的角度及手臂所用的力量上都有不同，产生的效果自然就不太一样。 中国山水画一般叫写景，花鸟画叫写生，画人物肖像叫写真。据记载齐王新建了一座九重高的台子，要在上边间一些画，以便起劝善戒恶的宣传作用。齐国有个大画家名叫敬君的，被齐王征调去作画。因为工程很大，很长时间都不能完工。敬君离家很久，非常思念自己的妻子，他就把妻子的像画了下来，想念的时候，就把像看看，来解脱他思念的苦楚。这件事传到齐王的耳朵里后，齐王要过画像一看，见敬君的妻子十分美丽，便给了敬君百万钱将他的妻子纳进宫里了。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极重视写真。这是因为西汉以前的绘画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如曹植所说：“观画者，见三堂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君，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如西汉甘露三年将功臣十一人像绘于麒麟阁；东汉永平二年画中兴名臣二十八人像于洛阳云台等故事。自东晋南朝以来，虽然宣扬政教的作品偶然见之，如流传下来的所谓顾恺之《女史箴图》和《烈士仁智图》等，但主流是与文艺佳篇相配合的故事画，如卫协《北风诗》，顾氏《夏禹治水图》；或是留恋景物的抒情之作，如戴逵《临深履薄图》、顾氏《青龙山蛰图》、《牧羊图》；或是以现实为题材的风格画之类，如戴逵《七贤图》、顾氏《汲琴图>.尽管流传的作品已难见到，但从各家文献中可得而窥。从唐代开始，古圣贤、烈女事迹、释道、地狱变相相对地减少，开始转向人情世俗化，到了宋代，世俗味就更为浓厚。同时唐以前的人物多数只画人物不画背景，唐末这种现象才多少得到了改变。如宋摹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还保存着晋代的一些风格。它以人物为主以山水为陪衬，人物为墨线勾勒，山石只勾一个轮廓，有些树木也只是画一个树，并无树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代气息。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中国山水画的兴起，要晚于人物画。中国最早的山水画，今天能看到的，主要是辽宁辽阳和河北望都等地的一部分汉墓壁画。但是这些壁画还不能算真正的山水画，因为它们还不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是以人物为主，山水只不过作为人物的一种陪衬。到两晋南北朝时候，山水画虽然有了发展，但在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尤其是人物与山峰之间的大小比例显得很不调合，画得“人大于山，水不溶泛”的情形是常有的事情。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画家对于自然景物的观察和理解还比较薄弱。到了隋代，山水画才渐趋成熟，比较讲比例了。可作为代表的就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它已脱去了完全以人物为主的画风，山石只钩轮廓而无皴法，高山上的大点表现的是远树，近处的树木，已画出了枝干，树干钩边无皴而填赭色。人骑游艇安排适当，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和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像一首抒情诗似的唱出了春的赞歌。这幅画为了表现出青山绿水的明丽，在色彩上运用了浓重的青绿色，作为全画的主调。这种浓重的青绿色调，正是春天自然景色的特征。《游春图》的这种画法的特色，发展到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便形成了一种“青绿山水”，成为中国山水画中一种独具风格的画体。从而结束了山水画中“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幼稚阶段，而进入“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新画法。能够将诗歌与绘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渗透，产生韵味无穷的艺术勉力的，首推王维。他的《辋川图》、《兰田雨图》特具诗情画意。经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努力，这种诗画结合，形成了我国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之一。 (责任编辑：子牛) 转载请注明：华艺美术网 » 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五(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