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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丑长期生活在昆山和苏州，没有四方云游、仕宦天下的经历，交游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能产生一位在书画收藏、鉴赏、著录方面名垂青史的大家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说起。 首先，明代是民间书画收藏的兴盛期。皇家却不太重视书画收藏，管理相对松懈，没有像唐太宗、宋太宗、清高宗那样大规模搜求字画的行动，对私家收藏较为有利。明代内府书画有的被作为薪俸发给大臣，有的被宦官盗取。严嵩、张居正当权时，皆有书画之嗜，“人畏其焰，无敢欺之”，故所收既富且精。其他王孙权贵、地方名流、商贾巨富，甚至方外之人，热衷于书画的也很多。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即张居正），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 本文来自华艺美术世界网 文中提到大力收购流散名画的“韩敬堂太史”即长洲韩世能，“项太学墨林”即秀水（今嘉兴）项元汴，他们书画藏品的质量和规模，都是一代之冠。另外如任官锦衣卫的黄琳、朱之蕃，出身徽商的吴廷，都拥有品级较高的书画收藏。 第二点原因，苏杭一带是全国书画收藏、交易的中心。南宋以后，江浙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从元代至明末，大书画家多产生于江南和浙西（太湖东南），书画收藏和交易也大致不出这个范围。明代从沈周开始，绘画、书法、收藏在苏州进入全盛时期。在长达一个世纪里，“天下法书归吾吴”，成为艺术史上极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明代只有苏州能够供养这许多的职业书画家，如同清代只有繁华甲天下的扬州能够汇集“扬州八怪”。明代的著名收藏家，如前面提到的苏州韩世能、秀水项氏（项元汴及其侄项希宪，子项穆、项玄度等），还有苏州沈周，文徵明、文彭、文嘉父子，无锡华氏、安氏、邹氏，华亭董其昌、朱大韶，松江曹泾杨氏，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常熟刘以则，吴江史明古，杭州董氏等等，这一带作为当时全国范围内书画收藏最为集中的区域，嗜古博雅之风盛行。很多名迹就是在这些人家转来转去，比如黄庭坚《伏波神祠诗》，曾为沈周收藏，后来归无锡华夏，再后来又入了张丑的秘箧。当时的藏家还没有秘不示人的想法，经常把藏品取出供同道观赏品题。如文徵明曾向华夏借观颜真卿《湖州帖》，并仿其笔意回信给华夏；詹景凤、董其昌曾先后到嘉兴拜访项元汴，得观其所藏；董其昌在北京时从韩世能家中借出古代名迹临摹。这些对于书画收藏和鉴赏都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华艺美术世界网 第三，明代书画著录水平在宋《宣和书谱》、元《云烟过眼录》的基础上取得进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对前代都有所超越。当然，这些著作也大多出自江浙文人之手。重要的如朱存理（1444～1513年，苏州人）《珊瑚木难》、詹景凤（1537～1600年，休宁人）《东图玄览编》、陈继儒（1549～1639年，松江人）《妮古录》、赵琦美（1563～1624年，常熟人）《铁网珊瑚》、郁逢庆（约1573～约1640年，嘉兴人）《郁氏书画题跋记》、汪役玉（1587～约1647年，嘉兴人）《珊瑚网》等，详略不同地记载了书画内容、印鉴、纸色、行数、前人题跋、前人诗文、传记资料、鉴藏印、收藏者等信息，以及作者的评论。在没有照相技术的古代，尽可能地把古代书画的原始情况记录下来，这对后世的考证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些著作往往集画史、品评、著录、题跋于一书，其中夹杂着大量明代以前的序、跋、传、赞、诗、铭，史料颇为珍贵。在画目记载方面，沈周《本朝内监所藏画目》记录成化末年太监钱能、王赐的收藏；丰坊（1492～约1566年，宁波人）《华氏真赏斋赋》用夹注形式记录了华夏“真赏斋”的部分收藏；文嘉（1501～1583年，苏州人）《钤山堂书画记》是作者参与清点籍没之严嵩家藏书画的记录。 copyright Artworld.cn 第四，是张丑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张丑学识渊博，毕生致力于书画收藏、鉴别和考证。他在书画鉴赏上首先得到父亲的指授，又与项子京、董其昌等鉴赏大家建立交往，赏鉴之精，超越其父。崇祯元年（1628年）张丑52岁时，在《真晋斋记》中不无自负地说“生平并无袜线微长，至于考定遗迹，不敢有所多让。”他既重视研究对比实物，又重视文献考证。他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大胆订正前辈之失。如韩世能家藏《黄庭内景经》，董其昌定为东晋杨羲书，而张丑断为米芾临本，他说：“董玄宰定为杨真人书，非也。敢以就正真赏者。”张丑勤于动笔，随见随录，这成为我们了解明末存世书画及鉴定情况的重要资料。 (责任编辑：Ivan S) 转载请注明：华艺美术网 » 张丑与明末书画收藏、赏鉴、著录之风(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