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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帖》是不真的。当然，并世已经没有王羲之的真笔存在，有的也都是唐代勾填本。但是．《游目帖》既不是唐勾填本，也不是勾填本，而是出于元人的手笔，理由何在?在于《游目帖》的笔势与形体，已具有赵孟頫的风格，这一判别正是基于《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这两重特征。 四．流派：一种特殊的书体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这个来源，或者是同时代的，或者是前时代的。这一个艺术风格既从那一个艺术风格而来，而在形式上、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个风格的某些共同之点，这就是流派。 例如，况枝山的草书，是从唐怀素草书而来，也兼受了宋黄山谷草书的影响-因此，祝枝山的草书是怀素与黄山谷的流派。 认识的主要点在于同一流派之中相同与相异的特征，事实上，一个形成了的特殊风格，它的常性容易捉摸，难于捉摸的是变，而它的常性是隐藏在变之中的。在同一流派之中，它的关系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一种是相同之处不明显，这就难于捉摸。如明王穉登之于文征明，这里主要在于搜寻二者之间的相同之点。 本文来自华艺美术世界网 再举一个例：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在鉴别上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因为张旭的真笔，此帖是仅有的，但是，帖的本身，张旭自己并未书款，说它是张旭是根据董其昌的鉴定，因此，要分析董其昌的鉴定是否足以信赖。 试图直接从帖的本身来辨认，觉得应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但是不倚靠他所作出鉴定的论据，因为董其昌曾见过张旭所书的“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此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传?因而董其昌所依赖的根据，到现在就无从来作为根据了。 以论这一卷草书《百诗四帖》的笔势，是一种特殊的形体，从晋代到唐代的书体中，都没有见过，但是，从它的时代性来看，确为唐人的格调，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所能认识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而止。 据历来的叙说，颜真卿的书体是接受张旭的笔法，从唐怀素的《自序》和《藏真帖》都曾谈到颜与张旭的书法关系。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到颜真卿所书的《刘中使帖》。《刘中使帖》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后面一段尤其特殊的流露着两者的共通性，更从两者的笔势和性格的关系来看，显示着《刘中使帖》的笔法，是从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所形成，而不是《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从《刘中使帖》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两者成熟的阶段相同，而成熟的先后性质是有区别的。此外，据北宋的大书家黄山谷说．五代杨凝式的书体，与张旭、颜真卿，颇仿佛。现在流传杨凝式的墨迹如么神仙起居法》、《夏热帖》，它的形式与笔势，也与这一卷《草书占诗四帖》相近，一切说明《草书古诗四帖》是这一种书体的先导者，因而可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是可信的。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认识的依据，正是两者的流派关系，两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贯通。 （乙） 画 画与书一样，有笔、个性，时代性、流派等方面，书与画的形体虽完全有别，但二者的原理是一致的，完全相通的，甚至有些情况也完全相同。 一、笔墨：画运用笔的形式，方法与书相同，而要比书夏杂而更多变化，它的基本之点在于配合对象。因而用笔，是从对象出发，从对象产生。对象，正是笔的依据和根源，用来摄取对象的形与神所产生的笔的态与势，情与意，就产生了笔自己的精神骨血，这就叫“笔法”。 纯粹是水墨的画，主要是墨的表现，如何浓淡变化地来反映对象，使对象在这单一的色彩之下有生动的神态，这就叫“墨法”。 墨的发挥，必须运用笔，才能使墨起无穷的变幻，所谓“墨分五彩”，墨与笔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笔表现在人物画上，以线条为主。线条，即明人所起的各种“描法”。所谓“描法”，是指线条的形式，如唐吴道子画人物的线条，名之谓“兰叶描”或“柳叶描”。北宋李公辚的线条，名“行云流水描”，这一名称，来源于元汤黾汤屋说李公麟的笔“如行云流水有起倒”，是指的运笔流利并抑扬顿挫地有转折起伏，而北宋米芾称吴道子的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圆润”。“磊落挥霍”、“圆润”、，“行云流水”都是从笔的性格方面而定，这些形象性的说法，是前人酌理解，而我们还是要从实践中来认识这些线条的形式与性格的。 (责任编辑：子牛) 转载请注明：华艺美术网 » 论书画鉴别(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