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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牧(3)

时间:2007-01-14 来源:华艺美术网 作者:子牛    人浏览
罗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明清交替、变迁巨大的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互胶着、相互变化着。罗牧虽也算是一位由明朝过渡到清朝统治的“遗民”,但是,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文人和艺术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明“遗民”,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作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画家,甲申之变的巨大变化,罗牧并没有去领会,因为这一时期,罗牧还不具备有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画家身份。因此,作为一个深山里从事茶
罗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明清交替、变迁巨大的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互胶着、相互变化着。罗牧虽也算是一位由明朝过渡到清朝统治的“遗民”,但是,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文人和艺术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明“遗民”,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作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画家,甲申之变的巨大变化,罗牧并没有去领会,因为这一时期,罗牧还不具备有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画家身份。因此,作为一个深山里从事茶叶生意和爱好书画的青年人来说,其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受到任何冲击的。
其次,1644年的甲申之变,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
而,对于罗牧来说,则是他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开始。从记载中我们知道:罗牧走出钓锋黄潭的第一步,是追随因这一巨变而来宁都避祸、并改名易姓的宁献王朱权后裔林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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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益,字确斋,原名朱议=,人称朱中尉,其父朱统=是一位弃爵后获得进士第,并在江夏做过明代县令的末代王孙。林时益即朱议=,属朱权封藩在南昌,后繁衍成的盱眙八支中,瑞昌王的第十世孙。
明清易朝,明王贵胄从此窜伏山林,朱议=亦隐姓埋名,寄寓在宁都,与同样原因来宁都避祸的南昌名士彭士望,归里遁迹的宁都三魏兄弟,共隐于宁都以西的翠微峰。
《南昌县志•隐逸•卷三十四》:“明宗室,名议=,常师事欧阳斌元,与彭士望为友。鼎革初,江洪间数被兵,两个谋避之地,士望丞言宁都,魏禧之贤金精诸山可耕而食,乃变姓名,携家依之。”从而成就了举世闻名的“易堂九子”。
“易堂九子”避祸宁都翠微峰的事实,这不仅让罗牧能够有机会由一个深山里的“饭牛”年轻人,结交到当时最好的一流学者,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实质上的巨大转变。因为王孙出身的林时益,不仅身怀祖传的书画、诗文和教养,而且还具有一般的雅士文人都爱,但却不具有的种茶、品茶和制名茶的技艺。据黄容《明遗民录》卷二载:“所制高妙,远近名,曰林茶。”林时益所拥有的这一实用技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应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谋生、存世的好手段。 copyright Artworld.cn
《宁都直隶州志•土产志•物货类•卷十二》载:“出州治之西一带石山而以冠石为最,明季南昌林时益寓居此山,遂家焉,课子弟艺茶为业,种茶、采茶、造茶、贮茶,各得其法,世称为林=(山下介)。”
由此可知,林时益的制茶技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艺,而是有以其“林=(山下介)”冠名的品牌产品。
罗牧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得冠石林确斋=(山下介)茶法”。黄容《明遗民录》卷二中,还记载有林时益在宁都种茶及课弟子的情景:“中尉曰:‘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种茶。长子楫孙,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吴正名皆负担亲锄=,手爬粪土以力作。夜则课之,读《通鉴》,学诗。间射猎,除田豕。有自外过冠石者,见圃间三四少年,头著幅巾,赤脚挥锄,朗朗然歌出金石声,皆窃叹,以为古图画不是过也。”
从罗牧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罗牧作为林时益的弟子,林时益对其的影响当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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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易堂九子”中的魏祥写有《与罗饭牛》诗;魏禧有《余有寒溪闻落木衰草,出行人之句,罗饭先为作画复赋》又名《题罗饭牛画》诗;曾灿写有《为张方伯题罗饭牛画山水册》诗;这些因甲申国变之故,而隐遁宁都山中的名士聚汇,对于罗牧未来的成长及以后作为艺术家的成就来说,应当都是不无关系和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我们已知罗牧的友人当中,遗民阶层中的有以八大山人、恽寿平为代表的人物。在清朝官吏当中,有以江西巡抚宋荦、江宁同知、漕运总督、后又为江西巡抚的郎廷极为代表的人物。罗牧与这两类人物的交往,也都是与这个巨变的时代分不开的。
 罗牧以贫寒的布衣及一介茶商的身份立世,这个巨变的时代,给了罗牧以极大的机会。
 甲申之变的翻天覆地,让那些贵为王孙的公爵诸如八大山人、朱议=等人,一下子由原来的金枝玉叶,落魄到了连普通的庶民百姓都不如的“卑微”地步。这种由时代的变化而形成的社会平等地位和心理平等地位,是罗牧这位平民布衣,获得了与曾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遗民王孙、雅人宿士们交往并平等待之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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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地位的相交,加上罗牧商人性格中的优长,从而使这一相交不仅互得利益,而且给后人留下了相交的佳话。当然,艺术的共同兴趣和爱好,亦是这一相交的手段。
 而罗牧与宋荦、郎廷极为代表的新贵官吏阶层的交往,则更多、更明显地得益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以罗、宋二人相交为例: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俩人相处在清初这一充满着“满汉畛域”妨嫌的特定历史时期,康熙一朝需要以仁政的手段来感召、笼络这些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归附,宋荦以一个清政权的封疆大吏的身份,如何会心甘情愿地来俯就、结交一位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茶商和画家?罗牧如日中天的名声,与宋荦交往后所获得的平民与权贵完全平等的“二牧说”,又如何能够成立?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以罗、宋二人对书画艺术有着共同的爱好,并以此作为这一特殊情感的承载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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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和必须要阐明的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江西军政大权集一身的宋荦,选定罗牧为自己作为笼络江西士子文人的重点对象的原因。
 罗牧作为一个与前明王朝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瓜葛,且又是一个以茶商身份跻身于艺术行列的人物,这除了好接近外,又不至于会引起世人,特别是前朝遗民阶层的注意,这应当是宋荦与罗牧交往并关系密切的根本原因。
罗牧具有着任何前朝遗民和文人士子都不具备的与宋荦相交的优点:即介于文人和商人之间,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说白了,在满族政权与明朝汉族遗民的妨嫌之间,罗牧是一座最理想、最好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我们还可以在八大山人给方士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昨有贵人招饮饭牛老人与八大山人……”,宋荦要请遗民王孙的八大山人,则需要罗牧与八大山人同来,这种清朝官员与遗民之间桥梁的作用,应当是不值得任何怀疑的。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因此说,明清之际的巨大变革,人与人之间,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社会地位的平等获得和交往,是成就一代大画家罗牧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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