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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刻帖者（或为主持人示意的）即使是行家好手，有时也会有意擅改原样。所见如唐摹《兰亭序》其中一个“暮”字在墨迹中“曰”字末一横和下面的一长横是并在一起的，当《三希堂》刻帖时，勾刻者自作主张地把它分开了，成现在的暮形。还有宋代米芾书的一通《长者帖》尺牍墨迹，其中一个“府”字在元祐中因避高太后高深甫的嫌名讳，少写末一点，可是当刻入（三希堂帖》第十四册时，又擅自将此“府”字的末缺之点加上了，于是刻本和原迹也有了差异。我们如果不深入了解它们的原委，甚至怀疑那件墨迹不是刻帖时的原本。事实上，的确是刻本本身的改动。因为两种墨迹的原底一直藏在清宫，从来没有流出外边。因集帖为求其每帖尺寸高矮一律，改动行款是常事。如宋刻太清楼本孙过庭《书谱序》就是改行的例证，真迹原底还存在，一比较即知。鉴藏印鉴的挪移位置及增减变换，更是常见。若碰到以上种种情况时，我们要多加考虑，以免被刻本引入歧途，反以为真迹是另一伪本。 内容来自A r t w o r l d . c n 下面就帖的辅证作用的哪种情况可信，哪种情况难情，举些例子作说明： （1）孙过庭的《书谱序》有宋代从原迹精心摹刻下来的善本，还有明代从宋刻本上翻摹的本子和清代两种摹自墨迹的好刻本。这是对比墨迹与高下程度不同的拓本之间的距离的最好材料。就清安氏单刻本和《三希堂》中的一种初拓刻本来说，它们基本上可以代替很多人的墨迹，据此可以认识孙氏书法的面貌。当然，仔细观察，其笔意风神，比之真迹到底稍逊一层，但用作辅证，其价值还是很大。 （2）欧阳询《贞观》、李邕《三数日》等帖之类。欧阳询墨迹尚有《卜商》、《梦奠》等帖古摹本；李邕则有《李思训碑》等石刻传世，可作为二家书法面貌的证信。《贞观》等帖现在所能见到的是南宋翻刻的《淳化阁帖》本，李碑则有较好的宋拓本，二者形象大致还和唐摹墨本、唐石宋拓本上的欧、李书法合起来，使我们能从拓本上认识二家书法的概貌。只不过欧帖的笔法软弱些，不如勾勒本、碑版书，但乃有较高的辅证价值。 本文来自华艺美术世界网 （3）钟繇《戎路帖》（即《贺捷表》）、卫瓘《顿首州民帖》之类。钟繇章程书——八分楷书，卫的草稿书——相闻书，其墨迹早已失传，也没有古勾填善本或当时碑帖本流传下来。因此只能凭字帖中见到的翻摹本，结合古人对二家书体的著录评传等文献来印证推敲，然后综合起来以决定对此等帖的使用尺度。 《戎路帖》见于梁质肩吾《书品论》中所云：“穷极螂下之牍”，赵宋陈思《书小吏》中注云：“贺魏武破关羽表也，”可见历代传世确有此帖。论章程书——八分楷法的书体，应在隶、正书之间而偏于正，此帖正合。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仅是一种所谓《淳化秘阁续帖》的翻来本，但翻得还好，估计《淳化秘阁续帖》所翻刻的本子还是一个很有来历的本子。 《顿首州民帖》比较好的本子是翻刻在南宋时期的《淳化阁帖》中，卫瓘“草稿书”——即“相闻书”很牍），见于刘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里面的钟繇传中，再结合张怀瓘《书断》中引王习题愔的说法的说法：“稿书者若（章）革非草，草、行之间”。此帖有章草的结构形模而去了隶体势，正所谓在草、行之间，大致和所见略晚的传为陆机书的《平复帖》有些接近，由此可见魏晋的风格。因此两者都还可以借以探索“章程书”、“草稿书”的概貌。当然它和钟繇、卫瓘二人的手书到底有多大距离，还是无法知道。在此种情况下，二帖之类的辅助价值，就较次于（1）、（2）两类了。 华艺美术世界网 （4）程邈《天得一以清帖》之类。程邈秦人，其时初创古隶书。《天》帖见于《淳化阁帖》中，完全是今隶（正）体而杂糅几个带小篆结体的字，一望而知是向壁虚构，不可置信。此类则是完全没有辅证价值的。 （三）照相影印本 近数十年以来，照相影印对书画留真（包括碑帖拓本）起了很大的作用。木、石所摹刻不好的绘画，如果缺乏真迹对比时，找一些影印本代替一下，也是不无小补的。尤其是曾经见过原迹，尔后再用影印本帮助回忆，更为有用。但照相和影印本，要看照、印得好不好，清楚不清楚，是原大或接近原大，是缩小以至缩得极小，这对所起的辅证作用就大有不同。一般地讲，接近原大而印得好的照相珂罗版，比较容易传真。但影印本随你印得怎样，和原迹总有一定的距离。如笔法的过份复杂处和细枝末节处，究竟难以完全表达，所以书法比绘画容易印得好；墨色和彩色（今天的彩色版还难如实地反映中国画的色彩）以及纸、绢包浆气色、老化程度等等，更难从照相影印本上看得出来，尤其是墨的浓淡，有时因摄、印的感光强度不同等原因，使浓者变淡而淡者反而较浓些，因此在与真迹对此时，我们需要掌握好两方面的尺度，才能获得较恰当的辅证作用。 (责任编辑：子牛) 转载请注明：华艺美术网 » 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十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