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聘字遁夫，号两峰、金牛山人、蓼洲渔夫、花之寺僧、农云道人、人日生人、老铁、阿喜、喜道人、竹叟、却尘居士。堂名：朱草诗林、香叶草堂。印鉴：罗聘、罗两峰、聘、两峰、遁夫、衣云和尚、中乘禅客、人日生人、生于癸丑、两峰子、名余曰聘、喜道人、指爪甲画、罗聘私印、鹿裘生、罗生、扬州罗聘、香雪、罗四、竹泉、两峰道人、罗、花之寺僧、朱草诗林、冰雪之交、香叶草堂、两峰画记、长安策蹇人，等等。
 

      他们自己在书画上一般都写姓名，有时也把姓名和字连写，如“钱选舜举”等。清代以来，有的还把字写在姓名上，如“铁生奚冈”。某些人晚年在一般书画中更有专写别号的，如所见黄公望七十余岁绘画作品大都只写“大疾道人”，吴镇则写“梅花道人”，除了别人跋语款字外，从未见过一幅自写吴镇姓名的。钱选、赵孟頫的一般书画上有写字“舜举”、“子昂”，但大都不冠姓氏。尺牍有具姓名和只书名不具姓二种，老年人给晚辈才偶有书字、书号或别号的。明未有双名的人，在尺牍中有时只写末一字，但上面的一字，必是兄弟的排行字。偶有少数排行字在下的，则少写末一字，如戴本孝兄弟排行是某“孝”，因此本孝有时只书一“本”字。有的人又在名字下面加一“生”字，如“涟生”——杨涟，“坚生”——娄坚，不知者容易误认他名叫“涟生”或“坚生”，这种写法在前代确实没有见到过。曾见《石渠宝笈》著录的宋人尺牍中有一通具名为“宰”的，鉴定者以为他是双名的单写，就称之为“徐梦莘”书。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宋人还没有那种习惯。南宋人官场中来往和书犊称为“箚子”，从绍兴时候起就有这样的格式，最早见到赵鼎书《郡寄帖》，其格式是“右谨具呈，某某官某姓某箚子”。这个形式在北宋尚未流行，到宋亡又跟着消失了，它的时限短暂，但是很清楚。明代尺牍有的前有单帖“名刺”，本文称“副启”，所以不再具名，末后只书“名正肃”三字。这种形式大约要到万历间才出现，一直持续到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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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的习惯也应注意。明代董其昌有“书不玄宰（号），画不其昌（名）”之说。但事实上也只限于他的大部分晚年作品，同时也有例外。清朱耷，在书画中从未见过写“朱耷”这两个字的，朱氏中年为僧时书僧名“传綮”，稍晚书“驴屋驴”、“人屋”等别号，到六十岁起才见到书“八大山人”，段落非常分明。题上下款的称呼，各个时代有各种不同的格式，例如清道光以来才有在上款中称“仁兄大人雅属”等字样。
 

      但要注意的是，本人的款题也有真伪需要鉴别。然后，才能定其可否取以印证书画本身的真伪、是非。如误信伪款、伪题，就必然会把赝品当作真迹。如果碰到了临摹本，代笔画本人的款题则不起任何作用。

（二）他人的题跋
      

      1．题名 “题名”又称“现款”。一幅作品经某人看过之后题上一个姓名，以表示对此件书画的真伪作了负责的鉴定。但对书画作品的艺术成就的优劣，高下不表示任何个人的意见，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所以叫观款。追其原始，现款大约产生在晋、刘宋时代。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一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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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代御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据此，那时候各鉴定人名，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梁唐怀充、徐僧权、姚怀珍、满春；隋姚察、朱异等人（都是唐以来摹写的），其字大都写在书法本身中间或纸绢接缝上，或末后空白处。据张彦远的说法，比之于“印记”，相当于后世的鉴定印。 本文来自华艺美术世界网

      隋唐以来内府藏的书法，在尾纸上大都有一系列的负责鉴定人的押署，有写上官衔和年号岁月的，形式比六朝繁复些。所见王羲之《奉橘帖》后有隋开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诸葛颖、顾柳言、智果等人的题名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其它一些古画上，又曾见韩干画的《照夜白图》卷上有（张）“彦远”的两字题名，书于画中空隙处。旧称晋人书《曹娥碑》卷上亦有唐元和时不少人的题名（出自后人临摹）。明代还有一些装裱人，也喜欢在卷尾题上姓名的，但大太多。如朱（煜）启明。见于宋徽宗《雪江归掉图》卷后；汤杰，见于元赵孟頫《重江叠蟑图》卷后等。

      2、诗文题跋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诗文题跋是宋人之笔。大概是从汉代的图像赞演变而来，到北宋时才渐渐流行。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往往为他们的朋友的作品题跋。当时他们虽不是为后世鉴定真伪而书，但到后来却成了极可靠的鉴定依据。作者同时代人题跋的诗文，大都是说明书画的创作过程，对作者及作品的内容与技法予以赞扬。有的写在书画本身上，也有写在其它的地方，如宋李公麟的《五马图》（无款印），本身和后面的尾纸都有黄庭坚的题字，等于李公麟自书的名款一样，甚至比李氏本人的款题还要有用些。因为黄字流传于世的比较多，胸中有样板，而李字见得极少，心中无数。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苏轼《古木怪石图》卷（无款印），后接纸上有刘良佐诗跋，苏画就是为刘而作的；再接纸上有术芾和刘诗，在《古木怪石图》本身与二诗的衔接处，都有南宋王厚之的骑缝印。米芾与王厚之都以善鉴书画而闻名当时，米芾又和苏轼有交往，苏画虽只此一卷，但是因为有那些题跋作证，且米芾字真迹流传较多，加以刘、米跋与苏画的关联，又有王厚之的骑缝印勾锁，说明此二跋不是后配，从而增加后人对该作品的信任与重视，所以更确信苏画为真迹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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